自助餐

　　中新網8月29日電 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“聆聽大家”系列訪談今日推出對著名作家馮驥才的專訪。馮驥才表示，
　　訪談全文如下：
　　我們這代作家天生是和人民的命運連在一起的，我們是“責任的一代”
　　問：您曾說自己走上文學創作道路是命運的驅使，是出於對祖國、對民族、對同代人命運的關切，為了使民族的悲劇不再重演，請您具體談一下。
　　馮驥才：我算是十年“文革”後最早拿起筆的一批作家。我記憶最深刻的是，那時候每一篇小說發表後，就會收到大量的讀者來信。當時家裡沒有電話，更沒電腦，只靠通信。信箱每天都堆滿了信，一開信箱門，裡邊的信會“噴涌而出”。寫信的人天南海北什麼地方都有，信紙上密密麻麻寫滿他們的感受和肺腑之言。最讓我感動的是，打開信時，有種沙沙的聲音，什麼響聲呢？他受到你的感動，給你的信是流著眼淚寫的，淚水把信紙微微粘上，揭開信紙時便發出沙沙聲，這使我特別感動。你會覺得你的心跟讀者是連在一起的！
　　我們這一代作家天生是跟人民的命運連在一起的，我們是“責任的一代”，我們非常清楚為什麼寫作。所以說，後來我轉身去做民間文化遺產保護，仍然出於一種責任。
　　作家應該最有平民意識，不是精神貴族
　　問：您多部優秀文學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或市井人物。您緣何對普通人的命運尤為關註？這反映了您怎樣的一種文學觀？您寫他們寄托著怎樣一種理想？
　　馮驥才：我覺得作家應該是最有平民意識的，不是精神貴族。普通人，這個概念如果用一個莊嚴的稱謂，就是人民；如果用一個通俗的稱謂，就是老百姓。但老百姓是時代真正的主人，生活的主人，他們的經歷、命運、嚮往、喜怒哀樂，以及真實的生活與境遇，才是最重要的。一個時代的本色實際在老百姓身上；任何一個時代和歷史的真實，都記錄在那一代老百姓的命運上。所以我覺得作家的眼睛永遠要盯住老百姓，尤其盯著老百姓中的弱者。關切他們是作家的天職。
　　文化遺產並不是屬於過去的，它屬於未來，屬於我們的後人
　　
　　問：這些年，您在中國民間文化遺產保護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心血。您曾經說過，在這個過程中有時感到人孤力單，覺得自己像是那個跟風車戰鬥的堂吉訶德。您這樣做的動力來自哪裡？
　　馮驥才：知識分子跟時代是共命運的。我們這個時代是一個急速發展的時代。特別是改革開放以來，我們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轉變，像一個大轉彎，來不及做全面、充分和科學的思考。在現實困境的逼迫下，急匆匆搭上了經濟發展的快車。就這樣，不知不覺出現了一個問題，就是我們的文明——文明的傳承，出現了一些瓦解和斷裂，這個問題帶來的負面效應愈來愈明顯。這是讓知識界非常擔心的。
　　中華民族是一個偉大的民族。我們之所以能夠在這塊土地上五千年生生不息，跟我們優秀的中華文明分不開。然而，我們民族的精神不是空的，更不是幾句口號，它實實在在、有血有肉地保存在我們的文化遺產里，並靠著這雄厚的“遺產”世世代代傳承著。但是當經濟飛速發展的時候，人們容易過多地關註物質化的事物，精神性的文化和文明的載體就會被漠視，甚至受到衝擊。可當時我們來不及去想這些，不會馬上有這樣的文化自覺。那麼文化應該誰先自覺呢？應該是知識界先自覺。因為知識界天經地義是應該思考這些問題、做這個工作的。文化遺產並不是屬於過去的，它屬於未來，更屬於我們的後人。所以我們這代人必須把遺產的保護和文明的傳承承擔起來，不要叫它出現斷裂。
　　我們只有一邊不停地跑，實際去做，一邊不停地說道理，喚起人們的文化自覺
　　
　　問：您剛開始保護民間文化遺產時，遇到哪些困難？怎麼把它做起來的？
　　馮驥才：我們剛開始發動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的時候，人們按照習慣，向我要兩件東西，一個要紅頭文件，一個要經費，經費是絕對沒有，紅頭文件也沒人給。這種情況下我們只能一個省一個省去跑，一個地方一個地方去跑，去做動員。那時地方的官員，縣長、鄉長、村長聽你說的話，根本聽不懂，我們只有一邊不停地跑，實際去做，一邊不停地說道理，喚起人們的文化自覺。只說不做不行，所以當時我說我們必須做“行動的知識分子”。用行動證實思想，只有付諸行動，才能喚起人們的思考。當然做起來十分艱難。有人稱許我賣畫做搶救，其實賣畫的那點錢能幹多少事？能救下來多少珍貴的文化遺產？這樣做，更是為了給我們自己鼓鼓勁兒。這麼乾有點悲壯，但悲壯地做事感覺很好，能夠激情滿懷。
　　老百姓是文化的主人，只有老百姓把自己的文化當回事了，愛惜了，才能真正傳承下去
　　
　　問：非常不容易！在您的倡導下，中國民間文化遺產保護工作現在是否好了很多？
　　馮驥才：讓我高興的是，通過十幾年來政府、學界和媒體的工作，人們漸漸有了文化的自覺。一些地方的老百姓開始知道要保護好自己的文化遺產了。有些村落的村民已經不允許文物販子進村來買東西。再比方說，最近我們在做傳統村落立檔調查時，河北省井陘縣召集全縣的動員會，要把這個調查作為“文化立縣”的工作來做。近年來我遇到的這種事情愈來愈多。有的時候到一個地方演講，另外一個地方的縣委書記帶著不少幹部跑來聽，想得到啟發。常常還會有一些地方，縣裡的、村裡的，把他那裡文化遺存的圖文資料拿來，請你幫他們認定，給他們提提建議怎麼才能保護好。我覺得全民的文化意識正在一點一點覺醒，這最重要。老百姓是我們文化的主人，只有老百姓把自己的文化當回事了，愛惜了，才能真正傳承下去。這是非常令人高興的變化。
　　 一邊是文化遺產保護的專業人士極缺，一邊專業人才又“報效無門”，這是不正之風的一種表現
　　
　　問：還有什麼令您擔憂的嗎？
　　馮驥才：雖然說近年來有不小的好轉，但文化遺產仍然面臨衝擊，消失的速度仍很快，這不能迴避。迴避問題是不負責任的。這些問題的癥結我談過不少，今天說另一個問題——專家太少了。我們現在國家級的非物質文化遺產是1219項。但這些國家重要的文化財富的後面，80%以上是沒有專家守護的。沒有專家，只靠傳承人自己去保護嗎？保護必須有科學的指導和科學的方法，我們現在極度缺乏！地方政府申遺成功後，便扔在那裡沒人去管，這是一個嚴重的問題，令我們擔憂。1　　可是我們並不是沒有人才呀。現在不少大學的研究生在學習“非遺”保護，每年都會有一些“非遺”研究專業和方向的博士生、碩士生畢業，但是不少研究生畢業後卻找不到工作。為什麼一邊極缺專業人士，一邊專業人才又“報效無門”？其實，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有“非遺”的保護單位，比如保護中心、“非遺”博物館等等，都有編製。但這些崗位里，有的把編製給了關係戶，給了一些與“非遺”和文化不相干的人。這種事已經不屬於文化自身的事，但是它關係著文化事業的發展乃至成敗。坦率地說，這種情況在整個文化界都很普遍，不少文化部門的人不懂文化，有損文化事業的發展，這是不正之風在組織和人事上突出的表現，也是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。
　　我們把這個月餅奢侈化、土豪化、庸俗化了，把我們的月餅變質了、變餿了、變味了
　　
　　問：多年來，您醉心於民俗文化的研究與保護，古人早就提出，管理國家，“必先正風俗”。您怎麼看風氣與民俗的相互作用？
　　馮驥才：我們的民族文化有很多優良的傳統。一半在我們的經典里、典籍里，還有一半活生生地承載於我們美好的風俗里。
　　馬上又要過八月十五中秋節了，中秋民俗就非常美好。在農耕社會幾千年裡，秋季是收穫的季節，人們要以節慶慶祝豐收。恰恰在這個季節里——農曆八月十五這一天——月亮最圓。人們從這圓圓的明月中詩意地想到了人間的生活美滿，家庭的團圓。中國人把家庭的團圓看得最重，可以說家庭的團圓，人間的和諧美好，是我們民族的一個重要的凝聚力。可以說，中秋的傳統主題也是我們核心價值觀的支撐力。
　　月餅是中國人一個非常美好的創造。它一邊象徵明月，一邊象徵人間的團圓，裡邊放一點甜的東西，讓人感覺到生活的甜美。非常朴素，非常詩意，非常美好。這就是我們的節日，我們節日的靈魂。
　　可是這些年，我們把這個月餅奢侈化、土豪化、功利化、庸俗化了，把我們的月餅變質了、變餿了、變味了，實際上把我們傳統的美好的東西丟失了，同時把一些功利主義的庸俗的東西偷換到月餅裡面去了，造成非常不好的社會風氣。別小看這小小一塊變味的月餅，我們失去的是整個中秋。所以，我非常贊成以節日為切入點，狠剎歪風邪氣。
　　剎歪風有兩個問題需要思考：怎麼變“非常”為“正常”，變被動為主動？
　　
　　問：請再談談您怎麼看這種不好的社會風氣？您對狠剎歪風有何建議呢？
　　馮驥才：多年來，我們過分地註意經濟快速的發展，對道德、精神各方面的建設抓得不夠，歪風滋生，得不到抵制，舒舒服服地形成了這種風氣，甚至形成某些惡俗。這個風氣確實傷害和敗壞了我們。現在努力去剎，明顯見了成效。去年春天，突然一剎，很多人還不習慣，因為以前吃慣了、喝慣了、拿慣了。當時我說，對於一些人應該換換活法了，現在看換是換了，但是這裡面還有兩個問題需要思考。
　　一個是，還是有些人把現在狠剎歪風看成“非常時期”。心想請客送禮、吃吃喝喝這套先停停，避避風頭，過了這陣子再說。因此應該思考的是如何把“非常”真正變為“正常”。只有正常了，風氣才真正“正”過來。二是現在這種風氣的轉變是被動還是主動的。凡事被動的都靠不住，主動才是從根兒上轉變。
　　把“非常的”變成“正常的”，靠什麼？靠的是制度，嚴格的具體的明確的制度，這也是依法治國裡面的“法”的一部分。把被動的變為主動的靠什麼？還是要靠核心價值觀的教育。所以我覺得價值觀教育是根本的。人有了正確的價值觀，才會主動和自覺地這樣做，而決不會那樣做。
　　要有嚴格的制度保證，堅持數年就正常了
　　
　　問：剛纔您談的，我們從去年急剎車，治理這種風氣，大家可能還不適應，但確實還有一個怎麼把它堅持下來，防止反彈的問題。
　　馮驥才：我可以給你舉個例子來證明這個。一年多以前我下去，當地留你吃頓飯已經不會像過去那麼豐盛了，桌上放了幾個家常菜，說“特殊時期，特殊時期”。那表情好像有點沒面子。他雖然是這麼做了，可是從觀念上還沒有完全糾正過來。現在沒有這個問題了，你下去以後，就是簡單幾個菜，或者是當地一點風味的東西吃吃。這對於我們來說挺好，也親切，那種大吃大喝很浪費時間。現在這種吃飯也不耽誤談正事。我覺得現在逐步走向正常，這個很好。但要確保真正正常下去，還是要制度化才行。
　　有嚴格的制度保證，堅持數年就正常了。因為風氣的形成有一個過程。這個過程用民俗學的一個詞叫約定俗成，所謂約定俗成就是大家都接受了，最後你不必非得要他這麼做，他自己就這麼做。這個過程，必須先去扭轉，轉變風氣，還要在每一個時間節點上下功夫。
　　官場風氣清，社會風氣才會正
　　
　　問：那麼黨風政風和民風社風的關係是怎樣的？
　　馮驥才：風和俗是相互的，上風下俗，上面的風氣就是官場的風氣，下麵的風氣是社會和民間的風氣。上下是相互影響的。比如下麵大吃大喝，辦喜事、辦喪禮都講鋪張，金錢至上，比富炫富，那種庸俗的社會觀會造成一種社會的氛圍，一定會影響到上面的風氣。可是上面呢，如果也是這樣，他也會請客送禮、大吃大喝，這樣就會形成一個互相影響的東西。
　　我們說希望社會風氣清正，清和正是什麼呢？就是說官場的風氣應該清，社會的風氣才會正。如果官場的風氣不清，社會的風氣就不會正，什麼歪的、斜的都會出來，所以官員的價值觀非常重要。官員的價值觀老百姓能看得出來，你蓋個房子是為了你的政績還是為了老百姓的需要，這個老百姓一眼就能看出來。如果官員說，我依靠我的權力、我的決定，我就蓋這個房子了，老百姓知道你房子是為了宣揚你的政績的，老百姓也沒有別的辦法，那好你乾你的、我乾我的。這對社會風氣自然會起到負面的引導作用。
　　老實說我們風俗裡邊、老話裡邊，也有不好的東西。最不好的就是“升官發財”了。它傳播了一個非常糟糕的觀念，好像升官就能發財，就是為了發財。幾千年封建社會都是這樣，今天決不能再這樣。
　　反腐敗最重要的是樹立正氣，樹立一個國家民族的正氣、黨的正氣，讓人們清晰看到黨紀國法神聖不可侵犯
　　
　　問：我們的傳統文化中有一種講奢靡的東西，反對奢靡您什麼感受最深？
　　馮驥才：反奢靡是揚清抑濁，反腐敗是扶正祛邪。講奢靡就很容易產生腐敗。腐敗，腐蝕我們的社會，敗壞了我們國家和整個民族的肌體；決不僅僅是一個腐敗分子弄走多少錢；可怕的是它像一個個癌腫物，存在我們的肌體中，惡性的癌細胞要擴散、發展、轉移，最終毀掉我們的政治生命與國家生命。因此，必須要堅決和徹底根除它。我認為反腐敗最重要的是樹立正氣，樹立一個國家民族的正氣、黨的正氣。　　現在的反腐敗，我覺得在兩點上已經讓人們非常清晰地看到了：第一點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；第二點就是黨紀國法神聖不可侵犯。這兩條著著實實放在那兒，老百姓就會心悅誠服，深信不疑。這是最重要的事情，這個確定了，大家就覺得有信心了。
　　現在這個變化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，十分贊成的。然而，我們官場的風氣，還沒有扭轉過來。所以我希望反腐鬥爭能夠堅定不移，糾正風氣的工作一定死抓不放。我不認為是一年半年能夠解決的，需要一點一點堅定不移地扭轉，哪怕扭轉到我們下一代。因為，反腐對於國家是一種使命，決定存亡的使命。它深刻的意義也許到了明天會看得更明白。
　　“把權力關進籠子”中很重要一點，是在權力能夠轉化為利益這個環節上立一道閘
　　
　　問：與過去相比，今天的黨員幹部面對的誘惑更大、更多，您覺得應該怎樣加強對他們的價值觀的樹立和培養？
　　馮驥才：今天干部與過去不同，面對著市場，面對著種種物質誘惑。手中的權力又與利益直接聯繫著。應該說，官員面臨的挑戰比革命年代要大。那麼靠什麼戰勝種種誘惑——價值觀。價值觀在黨員幹部身上應該是最鮮明的，因為黨員幹部的價值觀是由信仰決定的。信仰是一個政黨的靈魂。失去了信仰，失去了正確的價值觀，就不再是一名真正的黨員。
　　再一個是樹立正確的政績觀。為官一任，當然要有政績。但現在已經普遍地把政績當做個人升遷的階梯。這種不良的政績觀導致了“面子工程”“鬼城”“野蠻拆遷”等等；只乾能與自己的政績掛勾的事。解決這種不良的政績觀，還是要從樹立正確的核心價值觀入手；反過來說，衡量官員的價值觀，要看他政績觀的表現是否良好，是否正確。
　　在充滿利益誘惑的時代里，把權力關進籠子里十分重要，因為權力直接發生利益，也會給權力的擁有者產生利益。怎麼將權力和這些東西摘勾是一個大問題。所以在權力——尤其權力能夠轉化為利益的這個環節上，應立一道閘，還要有監督機制，十分具體的得力的監督機制。凡是涉及到與利益相關的環節上都不應由個人決定，尤其對一把手的這種權力應有限制。這還是要靠制度來解決。
　　拜金主義，在我們當今的社會裡面是最糟糕的東西
　　
　　問：您怎麼看與廉政文化相悖的拜金主義？
　　馮驥才：拜金主義在我們當今的社會裡面已經成風，它是最糟糕的東西。拜金也是一個價值觀的問題。我記得兩三年前在北京的一個會議上，有一個記者問我，怎麼看國家的價值觀。我當時說國家的價值觀應該由國家說，我不能說，但是我知道哪個詞不能夠寫進國家價值觀，第一個不能寫進去的就是“錢”。一個只為錢的民族是沒有希望的。當時有人說，我們的錢並不多呵，我們不需要錢嗎？我說，錢是我們的需求，但不是我們的追求。價值觀是一種取向，一種追求。有時候錢是非常重要的，但是世界上還有比金錢更寶貴的東西。凡是拿錢買不到的東西都比金錢寶貴，比如說友誼拿錢買得來嗎，健康拿錢買得來嗎，生命拿錢買得來嗎？真正的愛情拿錢買得來嗎？一個人良好的修養、品格、氣質拿錢買得來嗎？都買不來，這些東西都比金錢重要。在一個市場經濟社會裡，錢到處流通，有巨大作用，但是錢的價值是什麼，應該怎麼獲取，這些問題必須要思考清楚，講清楚。
　　希望領導幹部多看書多思考
　　
　　問：對今天黨員幹部的教育問題，您有什麼建議？
　　馮驥才：很希望我們的領導幹部多看看書。我們的社會發展這麼快，領導接觸的人跟以前不一樣了，面臨的事物、問題也大不一樣了，甚至是全新的。平時陷在大量公務的壓力下，很難靜下來去想一想更宏觀的也更根本的東西。因此希望領導幹部多看一點書。書的最大作用是啟發思考。最好請一些相關的部門的專家學者推薦一些有價值的書。不只是採用黨校辦班的方式。辦班是集中的學習與思考，看書是日常的忙裡偷閑的學習與思考。此外，還希望領導幹部多跟知識界交朋友，老一代的領導人跟知識界關係十分密切，西方也這樣，多一些好友，交談中彼此引申，共同探討，受益良多。
　　 一個國家，一個人，都需要定力
　　
　　問：您開始是籃球運動員，然後當了作家，後來又走上參政議政的道路，現在又從事教育，成為文化遺產保護的領軍人，這麼多年您是怎樣走過來的？有哪些人生感悟與我們分享？
　　馮驥才：一個人只要活著什麼都可能碰上，甚至遭遇意外。人生的路不會是坦途，我體會大到國家，小到一個人，都要有定力。有定力才不會迷失方向，不會隨波逐流。
　　那麼什麼是定力？我以為，人的理想是一種定力，思想和信仰是一種定力，正確的價值觀和人生觀也是一種定力。我做過很多的工作，乾過業務推銷員、當過塑料印刷社工人、畫工、學校的老師，很曲折，很多坎坷，但是我心裡懷著的東西一直不變——我對於國家和民族的情感與責任，在任何時候，不管多困難都不會變。我想，一個人如果沒有定力，往往就會患得患失。這是我幾十年來個人的人生體會。
　　我把這些社會職務當作一種責任，比義務更重要的是責任
　　
　　問：在您擔任的多個職務中，您最看重哪一個？
　　馮驥才：我的職務確實很多，但是沒有一個有行政級別的職務，都是社會職務。但我把這些社會職務都作為一種責任，所以今年我雖已年過七十，還像上班的人一樣幹活。我覺得比義務更重要的是責任。責任需要擔當。無論在政協裡面建言獻策，大膽地、真摯地提出自己的意見來；還是在文學藝術創作裡面描繪生活情感、述說思考；或者在文化搶救工作上致力保護我們民族珍貴的文化精華；還是在教育領域培養年輕一代——我覺得它們同樣重要。職務不重要，事情重要。雖然我的事又多又重，但如果把它作為責任，就沒有壓力，因為你是主動地去做的，心甘情願的，沒人強迫你。
　　我覺得有責任的人是幸福的。我特別佩服五四時期的那些作家，因為我的年齡正好跟他們銜接，那時候我見過茅盾、冰心、巴金，特別跟冰心、巴金接觸很多。我曾用了幾個詞，表述我從他們身上看到的一些東西，就是大仁、大義、大愛、大美、大勇，我覺得人應該有一種大的胸懷。我們這個時代風雲激蕩，我們的文化又博大精深，我們面對的東西都是很大的東西，我們知識界的人應該有胸懷。歷史到了今天留給我們這代人太多財富與太多告誡，我們要傳承歷史文明，還要致力推進當代社會的文明和進步。
　　我的中國夢是文明的國度
　　
　　問：請您描述一下您心中的中國夢？
　　馮驥才：我的中國夢，說起來不複雜，就是希望我們的國家高度的文明。文明是一個什麼樣的呢？核心價值觀的國家、社會、公民三個層面，都已表述得清清楚楚。國家依法治理，社會平等，政治清明，人際和諧，人皆友善，自由又尊嚴地活著……想一想《桃花源記》，中國人自古不就是這個夢想嗎？一個美好和文明的國度。人最高的享受是文明的享受。人和人之間的關係應該是有序的、健康的，同時精神世界又是豐富的，有信念的。人人內心有法律的尺度，能夠自律。當社會出現不好的東西，我們的法律可以解決問題。這樣一個美好的文明的社會是我的理想。要實現理想只是朝著那裡一步步實實在在地走。只要堅定地走下去，就會離目標愈來愈近。
　　問：最後，想請您給廣大網友和黨員領導幹部題寫一個寄語。
　　馮驥才：揚清扶正，人人給力。　　（原標題：馮驥才：剎歪風要有嚴格制度保證 堅持數年就正常）